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已有尽管远非充足，但实属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中国只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拥有的一大法宝，那可以说是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最大独特处，或曰他们的根本思想方式和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它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持儒家“普遍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最广泛地说，就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中国走自己的路，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