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各自找到了与压迫自己的家庭历史进行了结的方式，即关注别人的历史，仿佛能从他们那里换上新的身份。后来，在跟战犯及受害人后代的一次小组谈话中，我诧异地发觉，那些受迫害或牺牲者的孩子对战犯的孩子起到了疏解压力的作用。他们是安慰者，在他们身边那些战犯的孩子得以放声痛哭，然后获得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