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过信任社会，而非人们自身。
当某种技术或者工业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些行业的人们确实是不幸的。
要降罪于一个没有做决定的领导比惩罚一个采取了某种措施的领导困难得多。于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们采取了较为安全的办法，即不做决定，不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