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四千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真不知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我们总还是有些事情可做。」
摘自：《自由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