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往事，在那种放大中还有一种深层的共鸣――仿佛癌症已经击中了民众灵魂中震颤的焦虑。一种疾病如此强力地潜入一个时代的想象力，往往是因为它触动了那种想象力中潜在的焦虑。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ADIS)如此大规模地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个被性和自由困扰的时代；在西方社会原本就为全球主义和社会接触传染忧心忡忡之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一时间又掀起了对于全球扩散传播的恐慌。每一个时代都将疾病投射在自己的想象中。社会就像身心枯竭的危重病人一样，把医学的苦难匹配给心里的危机；当一种疾病碰到这样一个内部和弦时，往往是因为这种共鸣早就在震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