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质上是个“害羞”的人，这得自于我母亲。可是我父亲是个坚毅而有决断的人。有时，我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办些事情并解决困难的问题。可是，就一般而言，我宁可过我的学术生涯，扮演一个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家，而不愿作一个世纪的改革者和政客。惰性和训练是造成这种偏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