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认识这三个人，去了解他们反对DNA重组的哲学根源，尝试在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之间找到妥协。最后，我们意识到不可能存在妥协，不过随着达成协议的希望的破灭，我们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喜爱变得更强烈了。市当局对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委托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建议需着眼于解决随着普林斯顿开展DNA重组实验而出现的紧迫的公共危害问题。委员会的两个医生希望狭义地理解我们所受的委托。由于在日常工作中习惯了在生死之间权衡，对这种遥远的可能性进行冗长讨论，他们显得非常没有耐性。基于正常的医学实践的标准进行判断，他们得出结论说，DNA重组的公共健康危害会被现有的指导方针控制好，而这就是我们这个委员会要说出的全部内容。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在更宽泛的哲学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