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在整整3天的时间内交谈了大约20个小时，我发现，这个生活在在繁荣的乡村环境中的老人精明、精力充沛而狂热，在我访谈过的所有医生中，他是最顽固不化的纳粹。他的一生，独特地体现出纳粹对暴力国家主义和狂想生物学的特殊混合。 我们第一次见面坐下来不久，他就提到近期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医生的研究计划，要消除临床前的理论与临床工作的分离，他说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曾经在这样的计划中工作过，当时“医生们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完全自足的医学组织”，它将所有的卫生组织和私人机构都融为“一个完整的医学部门”。这就奠定了他与我交谈的基调：对美妙纳粹医学经历的怀旧，对其失败的辩解，毫不后悔自己信奉这样一种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