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权的医学官僚机构传来了持续的信息，精神疾病患者是“无用的吃饭者”，是这个国家及其战争努力的负担，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即使这类暗示是间接的，但杀掉他们的许可却足够清晰。如同一个医生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所言：“在与这个项目中的其他医生交谈时，我得知，如果一个机构内的医生或其他人用注射或大剂量药物杀掉一个他认为应该将其消灭的病人，这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