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文先生的《寄庐杂笔》中有一篇文章，题目看似平常，只叫《漫话钱钟书先生》，然其中议论有极警辟者。比如谈及钱钟书先生在书札中每每对人奖饰溢量，刘先生说：“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这是已成惯例的。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在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话讲得实在对得很。钱钟书先生说的那些夸赞相识者的话，即便不是完全做不得准，也往往是要费些思量的。恶乎然？恶乎不然？有时不容易说得清楚。刘衍文先生举钱钟书为卢弼的《慎园诗选》作序为例，认为钱公把近代光宣以后的湖北著名诗人樊增祥、陈曾寿、周树模等都说得无甚可取，各有弊端，而只有卢的诗“机趣洋溢，组织工妙，情文相生，且学人而为诗人”，这就未免是所谓“米汤大全”中行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