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Q医生愤怒地提到了那些“关心病人”的医生却又“没有抗拒地参与到这样的大屠杀之中”，他指出，只有一个党卫队医生（事实上关于他的事有一些质疑）要求改派去俄国前线。亨利・Q将这个记录与囚犯医生始终如一的抵抗做了对比，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改动送往毒气室人员名单，以各种方式在筛选中救人。他近距离地看到了程序化与极度道德冷漠的关系――也就是……“上班下班的绅士”那种“放松”的态度。囚犯医生马格达・V指出（如同亨利・Q医生也指出的那样），不管纳粹医生对待筛选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他们还是将此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执行――而且还有着这样的顺从：“我想这些杂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