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真诚”的人，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政治和经济，原子弹，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在苏俄发生的“解冻”的征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