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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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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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司马迁曾怀疑张良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气质非凡的人,但事实上他的外貌却像个柔弱的女子,与他的志向和气概似乎不太相符。唉!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张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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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太史公: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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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苏轼的《留侯论》是一篇兼具哲理与文学价值的佳作。文章以张良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围绕“忍”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一般性的议论入手,提出“大勇”的概念,并将普通的匹夫之勇与真正的豪杰之勇进行对比,为后文铺垫理论基础。作者强调,“忍”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品质,唯有具备这种品质的人才能成就伟业。
第二部分具体分析张良的经历,尤其是他与圯上老人的相遇。苏轼巧妙地结合历史典故,指出张良早期性格中的冲动与不足,并通过老人的教诲说明“忍”的必要性。这一段文字不仅展现了张良从鲁莽到成熟的蜕变过程,还揭示了隐忍背后蕴藏的智慧。
第三部分则进一步升华主题,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历史舞台,通过对刘邦与项羽成败原因的比较,再次凸显“忍”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苏轼以司马迁对张良形象的误解收尾,既回应了开头关于“豪杰”的定义,也为全文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整篇文章语言凝练,结构紧凑,既有理性思辨的深度,又充满情感共鸣的温度。苏轼借助张良的故事,不仅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独到见解,更寄托了自己身处逆境时的豁达心态与坚韧精神。这种融汇古今、贯通个人与时代的写作手法,使得《留侯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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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北宋时期,文人学者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蔚然成风。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担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时写下这篇史论。当时他正值青年才俊,意气风发,却也深谙仕途艰险。通过对张良(留侯)生平事迹的剖析,苏轼表达了对“忍小忿而就大谋”这一处世智慧的深刻理解。文章借古喻今,既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寄托了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展现了苏轼独特的史识与文采。
创作本文时,苏轼虽处顺境,但已历练出超越年龄的成熟见解。他以张良受书圯上老人的故事为切入点,阐述了"忍"的重要性,这既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也是对自身及当世士人的警醒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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