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书·用间
孙武既言五间，则又有曰：“商之兴也，伊摰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按《书》：“伊尹适夏，丑夏归亳。”《史》：“太公尝事纣，去之归周。”所谓在夏在商诚矣，然以为间，何也？汤、文王固使人间夏、商邪？伊、吕固与人为间邪？桀、纣固待间而后可伐邪？是虽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则吾意天下存亡寄于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
今夫问将之贤者，必曰能逆知敌国之胜败。问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爱千金，故能使人为之出万死以间敌国，或曰能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计。鸣呼！其亦劳矣。伊、吕一归，而夏、商之国为决亡。使汤、武无用间之名，与用间之劳，而得用间之实，此非上智，其谁能之？
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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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孙子谈到了五种间谍手段，又说：“商朝的兴起，是因为伊尹在夏朝；周朝的兴起，是因为吕牙在商朝。因此，英明的君王和将领能用智慧极高的人去做间谍，必定能成就大事业。这是用兵的关键，全军都靠这个来行动。”
据《尚书》记载：“伊尹去了夏朝，又离开夏朝回到亳地。”《史记》中记载：“太公姜子牙曾在商朝做事，后来离开了商朝投奔了周朝。”他们确实是在夏朝和商朝活动过，但为什么被视为间谍呢？是汤王和文王让他们去刺探夏朝和商朝的吗？伊尹和吕牙真的成了别人的间谍吗？是桀和纣需要间谍才能攻打吗？这些都是非常平庸的问题，但我知道答案并非如此。
我的观点是，天下的存亡取决于一个人。当伊尹在夏朝时，汤王一定会说：“虽然桀很残暴，但只要用了伊尹，民心就会恢复安宁，我不会感到痛苦。”当他回到亳地时，汤王又会对别人说：“桀得到了伊尹却不会用，他肯定会灭亡，我不能坐视不管，看着民众受苦。”于是就和天下人一起推翻夏朝。同样，当吕牙在商朝时，文王一定会说：“虽然纣很暴虐，但只要用了吕牙，上天的好运肯定能回来，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当他回到周朝时，文王又会对别人说：“纣得到了吕牙却不会用，他肯定会灭亡，我不能长久地阻止天命。”于是命令武王和天下人一起推翻商朝。这样看来，夏朝和商朝的存亡，就取决于是否任用伊尹和吕牙。
现在有人询问将领的贤明与否，一定会说他能预知敌国的胜败。再问他怎么知道的，他会说因为他舍得花费巨资，所以能让别人为他出生入死去刺探敌情，或者说他能通过敌国的使者来探听他们的阴谋。唉，这也太辛苦了！伊尹和吕牙一回自己的国家，就能决定夏朝和商朝的生死。假如汤王和文王不用费心去寻找间谍，也不用做那些辛苦的事情，就能得到真正的结果，这不是最高智慧的体现吗？还有谁能做到呢？
尽管战争有很多诡计，但最根本的还是正义的一方最终会胜利。现在这五种间谍手段，其实都是为了欺骗对方，成功了就有好处，失败了就是灾难。而且，你要欺骗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欺骗你。所以能通过间谍手段取得胜利的人，也可能因为间谍手段失败。我们的间谍如果不忠诚，反而被敌人利用，那就会一败涂地；如果没能摸清敌人的真实情况，只得到了敌人故意伪造的信息，那我们就会再次失败；如果我们给了敌人钱财，但他们却无法提供敌人的真实计划，只会因为害怕而欺骗我们，那我们就又会失败。用心在做正确的事，一旦开始，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用心去做欺骗的事，即使做了很多修补，最后也会有无数的漏洞暴露出来。懂得了这些道理，我们就不应该过于依赖间谍手段。
所以说，五种间谍手段并不是英明的君王和贤明的将领应该追求的。英明的君王和贤明的将领追求的是最高智慧的人的辅助。就像淮阴侯和曲逆侯，他们在道义上不愿意侍奉楚国，而汉高祖就可以制定抓住项羽的策略；又如左车将军和周叔将军没有被赵国和魏国所用，而淮阴侯就可以下定决心进攻。唉，这也是一种“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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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 伊尹适夏，丑夏归亳。注释：伊尹曾到夏朝，又离开夏朝回到殷商。
2. 太公尝事纣，去之归周。注释：姜子牙曾侍奉纣王，后又离开纣王投奔周朝。
3. 商之兴也，伊摯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注释：商朝的兴盛，是因为伊尹在夏朝；周朝的兴盛，是因为吕尚（姜子牙）在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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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权书·用间》赏析
本文选自《权书》，作者苏洵以其独特视角探讨了古代战争中的间谍战略。首先，作者引述孙武的五间理论，并指出伊尹、吕尚分别身处夏朝和商朝的事实，以此强调善用间谍的重要性。接着，作者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认为夏、商的存亡并非取决于汤、武的才华，而是掌握在伊尹、吕尚手中。他们两人的去留决定了夏、商的最终命运。
接下来，苏洵通过对比当代选拔将领的标准，讽刺了那些寻求预知敌人胜败途径的行为。他认为这些做法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过于依赖欺诈手段。相较之下，伊尹、吕尚通过简单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就能左右战争的走向，这样的智慧才值得称颂。
此外，文章还深入讨论了间谍活动的潜在风险，如上当受骗、获取虚假信息等。作者由此警示读者，过分依赖欺诈往往会导致失败。相反，明智的君主与将领应注重诚信为本，一旦得到可靠的信息，便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后，苏洵提醒人们应该从伊尹、吕尚的成功事例中汲取经验。在历史上，韩信、张良等人正是因为坚守这一原则，使得他们的计策能够成功实施。因此，真正的智者不会盲目追求花哨的计策，而是稳健地采取明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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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苏洵的《权书·用间》是北宋时期的一篇军事论文，作于公元1059年。这一时期，北宋面临着外部威胁和内部腐败的双重压力，军事防御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
苏洵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他早年曾游历四方，追求功名，但并未取得显著成就。后来，他回到家乡眉山，专心研究学术，尤其是军事战略。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战略的重要性。
在北宋时期，由于边境地区的频繁战争和国内政治腐败严重，军事战略的研究和实践受到重视。当时，北宋的主要敌人是西夏和辽国，这两个国家在边境地区对北宋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军事防御和建设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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